摘 要：自以来一直强调中华文化的核心地位，并认为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他对中华文化的一系列论述不仅突出了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意义，更强调了中华文化对建设中国特色、推进的关键作用。在新时代，特别提出，要在传承中扬弃、在创新中保持文化的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平衡，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文化超越民族、时空的普遍价值。这有利于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发展的意义在于其充分激活了中华文明赓续创新的动力。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两创”；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斯文在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民族复兴的基石性意义 首先，我们来回顾以来有关中华传统文化问题的系列讲话。对传统文化问题的明确关注，应该是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这次会议与以往会议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特别强调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中华美德的弘扬。在这次的“8·19”讲话中，总特别强调了中华优秀文化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价值。从党的历史相关讨论的延续来看，这是对十七届六中全会文件中关于中华文化认识的重要推进和深化，因此可以说这是以来的一个起点。 这次会议的核心思想主要集中在“四个讲清楚”上。其实，“讲清楚”这件事本身不是最重要的，这只是一种工作要求，“讲清楚”的具体内容才至关重要。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四个“讲清楚”主要强调了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条件，从而确立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过去党的文件主要强调中华民族创造了中华文化，而的讲话则强调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关键作用，从而更加突出中华文化的问题，我认为这是这次会议的重点。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新的重要表述，例如中华文化是我们今天在当今世界的比较优势。过去我们主要从制度和党的角度进行讨论，而现在则认为中华文化在我们的比较优势和软实力中发挥了突出作用，甚至是我们在动荡的世界中站稳脚跟的基础。以前没有这样强调过。 另外，在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个具有总体性的重要提法，即认为需要以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条件。关于的问题，早在2012年12月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就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正式提出“的中国梦”这一表述。总在“8·19”讲话中对中华文化的高度重视，以及从前一年12月以来对的强调，都包含了这样的意义：不仅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重要思想的内容，更要自觉地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历史和未来。换言之，还需要具备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即要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从党的角度来看，这次讲话正是包含了这种意义。 其次，从“8·19”讲话开始，接下来还有11月26日在曲阜的讲话，以及12月30日在第十八届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这些讲话不仅讨论了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涵养作用，还特别阐述了中国特色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这当然也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重要讲话的意义在于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如何确立中华民族的立场，认识中华文化的意义，这是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关键问题。其实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时，我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提到：“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这次会议认为，中华文化是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这仍然是按照“”重要思想的说法。而的这一系列讲话显然有了新的发展。他强调，中华文化不仅是精神家园的支撑和先进文化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要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二者是相互定义的，植根于中华文化意味着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的沃土，中国特色必须以中华文化作为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我们之前主要讨论的是近百年来的世界运动，至于中国特色要将中华优秀文化作为自己的深厚历史渊源，则没有明确提出过。因此，的这些表述比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表述更高，表现出一种要进一步理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思想。 进一步来说，强调要肯定中国特色以中华文化为基础，这极大地突出了中华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的重要性。此外，他还强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华文化紧密结合，虽然这一点在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来。2014年我在《中华读书报》上提出：的“这些思想力图理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肯定中国特色要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和中华文化紧密结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确立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在中国特色建设中的基础地位”。也就是说，总的这些提法显然已经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理论进行了重大创新。而至于所谓“两创”，于2013年11月在曲阜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而在一个月以后，“两创”在第十八届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上就正式得到提出，即“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讲话提供了一种总体的指导思想和最基本的原则，这并不是对“两创”具体工作的要求。例如2017年1月、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就都是关于“两创”的具体工作要求，这需要与的讲话意义区分开来。 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提法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中华文化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重要性。在总的系列讲话之前，我们通常只是笼统地讨论中华文化的意义，而总的讲话则指出了中华文化是核心价值的精神命脉和根本源泉。因此，核心价值的提炼和实践必须以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基础，以中华文化的弘扬为条件和内容。还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作了引导性的总结，提出了六条要点：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在此之前，包括学者在内，都很少有人这样系统地总结过。可见，的这一系列讲话将核心价值与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对接起来，明确中华文化的价值成为核心价值的重要源泉。总强调“两创”，强调中华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及中华文化价值观对核心价值的重要性，这些观点突破了党在历史上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从的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本位上，为而奋斗，这通俗地讲就是所谓“中国梦”。过去，在“”重要思想里并没有明确强调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地位，我们之前在谈论中国特色时，也没有将其作为根本性的内容或根源来看待。对此，2014年我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按照的讲话精神，的中国梦内在地包含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复兴。就此而论，中国梦的实现就是中华民族追求仁爱、正义、大同等一系列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的实现。这就指出了中国梦的文化和价值内涵，把中国梦的意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这些内容构成了我们现在讲习新时代的起点。与之前平面地提出核心价值观不同，的讲话看到了这些价值观的历史纵深和历史根源及其在中华文化中的深厚基础。因此，我个人认为，这一系列讲话，都明确地体现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与发展成为习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一个根本要点。 二、文有损益：普遍性价值立场下的扬弃、综合与创新 在2012年至2013年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这其中包括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中华民族的软实力作为动荡的世界的根基等内容。我们知道，官方把总的一系列论著编成了这套文集，到了以后又提出了“习新时代”的表述。上述所列的有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都毫无疑问地是习新时代中的重要部分，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角度，以中华民族为根本出发点，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阐明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不是仅仅在一些个别的点上突破了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的那些关于文化的论述、主张和观点，而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文化基因、理想品格、价值追求等，都已经形成了系统的体系性思考。特别是有关中华文化如何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延续和发展，对于国家统一的局面，对于民族融合的生存状态，对于维护民族独立，对于社会关系的平衡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并全面肯定了中华文化积极的历史作用。这些提法在党的历史上都是没有的，这也显示出从2013到2015年，的这些讲话是对党有关中华文化的认识的一种全面推进和大幅深化，已经形成一种体系性的建设，这一重要意义是非常值得强调的。 其中，于2013年12月30日在第十八届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称之为“习四条”的内容，即“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这四点在“8·19”讲话里就已经有所提及，其重要价值在于克服了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一些研究者，总是不能摆脱这种历史决定论，觉得包括儒家、道家等在内的中华传统思想，都是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在今天不具有价值，这似乎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总的讲话，最重要的就是克服了这种机械的历史决定论，他肯定在文化中有超越时空、超越国度、超越时间的东西，不能认为两千年以前的东西、五百年以前的东西就没有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是党的文化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对于正确认识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关这一点，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类质疑是：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说就是农业时代所产生的东西，到今天还有什么价值？对于这个问题，用一句话就解决了，把类似的种种疑虑都破除掉。这就是说，在中华文化中当然有其糟粕的部分，但它的优秀的部分却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有永恒魅力，又有当代价值。所以，除了我刚才提及的讲仁爱、重民本那六条以外，后来于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天人合一、为政以德等十六个根本理念的当代价值也都作了明确肯定，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所以一方面，在提炼和选择中华文化基本价值观这方面作了表率；另一方面，对于如何廓清长久以来在文化继承问题上的思想混乱，也作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他在曲阜的讲话中也提到，中华文化的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这也就是承认它具有超越历史时代的普遍意义与精神。应该说，这是对我们党的理论，包括我们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启发，以前是迈不过去的坎，现在一下就迈过来了。在以来的这几年里，经过这样一些进一步的提法和理论建设，党关于文化继承的新时代的理论基础已经确立起来了，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关文化继承的问题，我们在、时代就已经有了一套说法，即“批判地继承”，这在长期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动。到以后，我们才真正确立了关于文化继承的新时代的理论基础。 我们前面讨论的内容，主要回答了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符合“习四条”（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就是优秀传统文化。除此之外，我们当然还涉及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这就需要确立一种新的文化继承理论，一方面要回答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还要回答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对此就有几条基本的标准，在曲阜的讲话中提出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就显示出我们关于文化继承的思想已经不再停留在以前了。在时代，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一直讲的是“批判地继承”，“批判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修饰语，而是包含着“以批判为先”的倾向和立场。但没有停留在过去的这种“批判地继承”，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是“有扬弃地继承”，不光是批判的方面，还有吸取的方面。《论语·八佾》载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朱熹注曰：“视二代之礼而损益之。”这正是“扬弃”的意义。 因此，的这种对文化继承的新主张，包含了发扬和抛弃两方面的辩证法。所以说，“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一说法体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历史转变以后，基于治国理政的整体需要，对文化继承方针进行的新思考。我们知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但在转变以后，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来得及发展新的思考，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当时主要是在上进行“拨乱反正”，之后又搞了二十年的经济改革，对于文化领域，直到十七届六中全会才开始有一些新的思考，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很多提法与之前也基本一致。直到提出“有扬弃地继承”，这并非个别性的改变，而是体现了我们从治国理政的整体出发对文化继承方针的新思考。 由此可见，在文化继承方面，代表了一种综合创新的发展。综合是把党在过去的很多文化主张综合起来，创新则是提出新的论断、新的方针。总的这些论述，包括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是创新的内容。但创新之外又有综合，他并没有把过去的东西全部去掉，例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样的说法，仍然得到了保留。因此，我们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的基本立场是综合创新，尤其是这破除了我们党历史上对此的一些旧有的提法。这一方面在于强调要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另一方面则在于“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一提法，这跟我们以往从四五十年代一直到后来“”时候的主张都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我之前遇到过有些同志提出要厚今薄古，其实，明确讲了，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2015年12月30日，我在第十八届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讲的题目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主要讲的是形成的历史问题。要了解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三千年的整体历史，因此只讲最近的一百年，或者甚至只讲成立以后的历史都是不行的。 的这些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的观点，在我看来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把这几点称作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主题下，提出“两有”“两相”和“两创”。“两有”就是“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两相”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两创”则是中华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简单来说，“两有”是讲继承的区别原则，“两相”是讲继承的实践要求，“两创”则是讲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这几个精神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只讲“两创”，而不顾“两有”和“两相”，因为在创新之前还有一个继承和弘扬的问题。重要讲话的精神应该是：继承是基础，创新是重点。所以我认为总的文化继承理论是有一个体系的，不能仅讲其中一点。在我看来，现在只讲“两创”是不全面的。 我这里表达的内容，2014年在《中华读书报》上就已经有所表达，在这一点上我也希望历史地展开我对文化问题的认识。在这篇文章中我曾说：“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就是如何确立中华民族的立场、认识中华文化的意义。”针对这个关键问题，我认为在2013到2015这几年已经作了充分论述，内容很多。最重要的是，其中强调：中国特色不仅要植根在中华文化中，把中华文化作为它的沃土，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它在中华大地上的伟大实践，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一定要扎根和依赖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在2015年以后，特别讲，中国特色是中国道路的历史展开，是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所以中国道路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的道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也是在肯定：中国特色要以中华文化为基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华文化紧密结合。当时他虽然没有明确讲，但我们一直都是按照这个意思来理解的。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确立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在中国特色建设中的基础地位，这些想法都是对中国特色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考。 三、文以载道：文化自信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 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进一步的提法就是“文化自信”。自2014年起，党的理论已明确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是以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志们所提出的。然而，认为这“三个自信”还不够充分，因此他增加了文化自信。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反而成了最核心的部分。 前三个自信在以前的理论界就已经提出了。但在以后，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综合创新。我们在谈论中国道路时，必须从五千年的文明史出发来阐述，探讨中国特色的历史根源。因此，提出，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力量。关于文化自信，后来在2015年和2016年也有一些不同形式的表达。从的讲话来看，他提出和阐述的文化自信主要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贯穿几千年历史的，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而不仅仅局限于过去一百多年的党的传统。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这样的文化自信当然也涵盖了一百多年来的实践，但在总体上还是更加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将文化自信放置在几千年来的深远的历史背景中。 的思想方法是这样的：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道路、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必须要有历史、民族和文化的眼光。因此，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非常强调五千年的历史，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其文化是几千年来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没有这样的视角，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现实和发展，也不可能在当今世界文化的激荡中坚定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的话语权。因此，他指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是其他自信的根本源泉，是坚持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在早期，如2013年和2014年，还尚未见到过这样的表述。这种说法应该说是党的执政理念的新表达，体现了新时期治国理政实践中对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高度重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种强烈关注。因此，不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认为这是一种更基础、更深远、更持久的力量。 从中国特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发展道路必须符合我们自身的历史和国情，这就需要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保持自信，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华文化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积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仅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发展道路，也应成为我们最根本的自信来源。当然，我们在谈论文化自信时应该涵盖多个方面。我们要相信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充分肯定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独特的魅力。我们必须确信：中华优秀文化所包含的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内涵，不仅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富的滋养，而且在当代的创新转化和发展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应该说文化自信是他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重点。他强调对广博精深的中华文化要有深刻的理解，同时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这一切都并非空话。在曲阜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核心自信应当建立在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之上。这些价值观涵盖了一切传统的道德规范、道德情感、道德原则和美德基础，贯穿于治国理政、社会文化以及个人行为的各个方面，几千年来不断传承，已成为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基因。早期还特别强调四个“讲清楚”，后来就通过提出“文化自信”，把这个问题予以进一步推进。 现在我们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前面已经强调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应该只是抽象的理论对比或推演。因此，我始终强调，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的执政党，在推动中国成为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关键在于党和政府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不能仅限于几个术语的解释，我也不赞成一般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是否有理论上的交集，这种方法通常不是我所推崇的。我也不主张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的学术对话，也不认为有必要深入比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儒家经典文本之间的异同。我认为应该摆脱这些细枝末节，直接看待根本问题，即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需求和中国特色实践的需求问题。我们应该从中国特色实践的角度出发，讨论执政党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具有其历史特定性和局限性。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是在1930年代，当时国际还未解散（解散是在1943年）。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际与之间存在着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主体地位不容易凸显，因为其处于普遍性下的一个特殊的地位。因此，我认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成了真正的主体，因为它能够更好地凸显中国建设的主体性。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中国特色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我认为不应该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替代中国特色，因为它无法凸显中国的主体地位。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立足点、主题和基础是实际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党的路线转型、理论指导方针的变化，都应适度转移至关注建设中国特色这一基本立场上。这是我的看法。另外，主席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实际和特殊问题，这对我们整体实践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在“”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党的任务和使命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根本转向，即从和阶级斗争的中心转变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中心。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认为发生了更为重要的变化和转向。而自以来，的讲话更加明确了党在推进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中所承担的当代责任，即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因此，自以来，已经成为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成为党引领民族复兴的总主题，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总主题。因此，我认为今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就像是服务于的两个支柱。古代文化常强调“两轮驱动”，因此我认为并不需要将注意力放在纠结于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异同之上。最重要的是要肯定它们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即让它们共同自觉地为的中国梦服务，我认为它们之间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我之前也提到，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有一种辩证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应与时俱进。因此，我们今天需要更加突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当我们谈论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马克思主义应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包括思想、理论、“”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新时代。我们在之前还未正式提出“新时代”的概念，但已开始反对僵化主义和教条主义。因此，我认为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时，应突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非19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 在我看来，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中华民族的立场、认识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并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表述，他自开始，特别是在2021年庆祝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即“7·1”讲话中着重强调了这一点。“7·1”讲话中的新发展指出：“一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自2018年以来，我们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强调特别明确了一个观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党的初心和使命，这一表述比以往更为明晰。我将这个口号简称为党的使命在民族层面的表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党的使命在民族层面的表达，二者是同一个历史过程，民族复兴与人民的幸福也是一体的。在理论上讲，人民的幸福以民族复兴为前提，或者说人民的幸福内在地包含在民族的复兴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人民的最大梦想，这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因此，“7·1”讲话中对党的使命在民族层面的自觉表达，进一步阐明了党与的关系：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命运来理解党的使命。明确提出这一观点，在党的历史上应该是首次，以前从未如此表述过。 在这种对初心使命和奋斗主题的认识下，“7·1”讲话提出了九个“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观点。在其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往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或实践结合起来。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希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要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结合是要有文化在内的结合，许多同志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都提出过这类问题。然而，党的文件一直未对此予以明确肯定，直到这次“7·1”讲话才明确肯定了这一点。从2013年以来，在讲话中已经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要密切结合的意图。我们认为，之前的讲话中已经暗示了这一点，但没有进行明确表述，这次讲话则明确表述了这一观点。这一表述的出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新的高度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与党对自己的使命自觉是一致的，与党的的使命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回顾时，在2012年11月第十八届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便指出，新领导集体肩负重大责任，“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民族的责任”。他强调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最终表达了要推进的中国梦。随后，总和新一届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并再次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他明确表示，实现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梦想。可见，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中国梦，即。习新时代从一开始便贯穿着一个根本点，即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与发展，我认为这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以作为党的使命、初心和主题，这就涉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始于1938年，在主席的《论新阶段》中提出。然而，到1952年编写《选集》时，这一说法经过修改，变得更具体化。历史研究表明当时的南斯拉夫问题在苏联被理解为一种民族主义，斯大林甚至怀疑就是中国的铁托。为了避免这种误解，这一说法进行了调整。但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其实民族化和民族意识并没有错，我们不应该因斯大林的反对而反对，而是应当正大光明地肯定这种民族根源意识。我认为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复兴作为核心意识是正确的，无论是否称之为民族主义，我们都不必回避，而是应该加以肯定。这是习新时代的一个核心点。我们今天可以进一步表达和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以此彰显我们这个时代和党的主题。 四、薪火相传：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以及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问题。2021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讨论了这些问题，指出：“习新时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如果我们回顾时代的理解，从1938年到1943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似乎更多以民族形式的概念表现出来。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我们就在逐渐地超越这种观念。的讲话从2013年开始就已经超越了这一点，超越的标志是对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的肯定，将其视为核心价值的根源和内涵，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形式。因此，我认为现在我们讨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问题时，不应仅从形式的角度看待。的讲话已经超越了仅限于民族形式的观念，而是全面、立体地探讨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决定性滋养意义。因此，今天来看，中华文化对整个时代的影响，不仅仅是民族形式的问题，而是涵盖核心价值理念、治国理政智慧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体系。因此，简单地把我们的指导思想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足以概括其全部内容。 在深入了解过去十年来对中华文化的理论体系后，我认为必须更明确地强调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主体性。我们今天将习新时代称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必要的，但从对文化问题的整体历史和文化综合的角度来看，仅仅将其归结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不够的，这似乎将其简单地看作一种外来思想。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肯定习新时代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对于习新时代，我们一方面说它是新时代的，另一方面又说它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为什么还需要再加一条“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呢？这是因为我认为只讲前面两条还不够。毕竟已经讲了这么多中国文化的意义以及传承发展和实践的重要性，如果把它只讲成外来文化到中国的一种中国化，这是不够的。因为总的站位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和面向未来的永续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代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思想。当然，之前的提法都仍然是需要的，但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加上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句话则尤为重要。因此我认为只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是有历史限制的，因为这就意味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而我们只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总是在这样一种框架下进行表达，这就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观点就超越了这种局限性，涵盖了整个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和发展。然而，这也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前景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将其视为简单的中国化，而是必须将其融入中华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认为其前景应当是这样的：即让马克思主义吸收并融入中华文化，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同支撑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在历史上，佛教和禅宗在中国化过程中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外来的东西，这就展示了一种积极的前景。 我认为今天我们如何理解习新时代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是局限于将其仅仅视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理解呢？还是像自己看问题一样，将其置身于整个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之中，理解其地位和自觉性呢？本身就是这样自觉的，并且他的讲话和观点都反映了这一点。仅仅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是无法涵盖他对中华文化的要求和表达的。因此，我们应该理解总的思想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这个概念早在2021年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就已经讨论过，在讲话中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这一说法受到了广泛关注。的这一观点不仅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发挥了作用，还可以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关系之中来理解。通过“激活”这一概念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理解。我个人认为，这可能还包括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一种新认识。如果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上周我的旧车的电瓶完全没电了，无法启动，于是我找了维修师傅来处理。他带来了一个不是电瓶的东西，只是一个小盒子，接了两根线，一接上就能启动了。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激活的力量在关键时刻是多么重要。如果不激活，车子就会卡在那里无法行驶。然而一旦激活了，它就能够依靠自身内在的体系和力量继续前行，正如《中庸》所谓“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同样地，作为民族实体和文化体系的中华文明也需要被激活，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依然肯定了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 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民族的力量，并不是否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一个自在的文明及其文化体系的主体作用。只是由于文化主体在不同的时代并非永远自足的，它需要其他外来力量的支持，甚至还需要吸收这些力量，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我前面的比喻虽然有局限性，但它仍然包含了一种对主体性的肯定，激发我们进一步理解二者关系的动力。因为对这些关系的理解是逐步深化的过程。正如所言，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民族千年来创造的伟大文明，使其再次展现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些表述并非把中华文明看作被动的存在，仅仅在某些时刻需要激活，而是强调其拥有伟大的创造历史，并能够展现自身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并不削弱其主体性。在前几年关于中华文明的讨论中，例如于2021年3月视察武夷山朱熹园的讲话中就提到：“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道路。”因此，回到我们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道路在根本上要与中华文明有机结合。这是我的理解，而非的观点，但我认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理解角度。有些理解可能会更为超前，这并没有坏处。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
